業內人士透露，“四大”每當進入一個國家或者城市后，都會和當地政府保持非常良好的關系。他們通過和當地政府合作，把自己和監管部門緊密聯系在一起。可以這么說，與其他跨國
企業進入
中國一樣，“四大”用帶有強烈功利訴求的“政府
公關”手法保證了穩定的業務來源。
研究美國巨型會計師事務所最權威的專家馬克·史蒂文斯(Mark Stevens)在一本書中指出，“如果說在過去，各大事務所的合伙人總是把自己看作是專業人員，其進入商界只是巧合，那么今天，他們卻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商人，只是出于巧合才進入了會計職業界。”
2005年，德勤在擔任創維公司獨立審計機構時，幫助其偽造會計記錄，使得創維成功在香港上市，但被廉政公署發現，德勤在香港的會計師行有個合伙人涉嫌在這個過程中獲取不當利益。
“四大”的神話正在冰釋于水。也就是說，“四大”最值錢的，一是人力資本，即合伙人、經理和員工們這些“精英”；二是商譽，國際資本市場上若干年的歷史和口碑賦予這些
品牌以極高的市場價值。“但精英們往往喜歡拿極高的風險來挑戰商譽，從而兌現市場價值，他們習慣于計算風險和收益之間的比例，而非作出專業判斷和維護公眾責任。”這是專門跟蹤研究美國注冊會計師涉訴案件專業雜志《鮑曼會計報告》的主編阿特·鮑曼(Art Bowman)對“四大”逐利趨勢的一個評析。
以此成就的中國新會計準則，2006年初在國資委的層面獲得了充分的肯定。國資委副主任李偉就曾表示，結合中央企業的實際，國資委將督促中央企業分批執行企業會計準則，“力爭在2008年年底之前
全面執行新的會計準則”。
而對于證監會來說，想要在短短一兩個月的時限內，在“德勤對中國審計事業作出的貢獻”和“中小股東權益的保障”之間作出一個妥善的平衡，并不那么容易。
同樣是在2005年，9月下旬國家審計署
發布2004年度16家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業務質量檢查結果，公開了19份審計報告存在失實或疏漏的會計師事務所名單，德勤同樣“榜上有名”。
正是與當地政府目標契合一致的商業邏輯，成就了德勤在中國天使般的待遇和幸福的蜜月期。如果不是隨后發生在大洋彼岸的一次風暴，這個蜜月或許會過得更漫長一點。
2003年，德勤作為古井貢公司的獨立審計機構，在已查明該公司未經國家稅務總局批準的情況下，與其全資子公司匯總合并繳納企業所得稅，致使當年少繳納5910萬元——德勤卻沒有在審計報告中指明。結果被國家審計署盯上了。
特別是這一年的最后一天，證監會出臺了“補充審計”制度，更是給予了他們一針強有力的興奮劑。該制度規定，申請首次公開發行股票（IPO）并上市的A股公司，除需由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對其法定財務報告進行審計外，還應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實行補充審計。
1979年，安達信首先開始拓展中國大陸的業務。到1992年，安達信開始與財政部合作，成立了中國首家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安達信·華強會計師事務所。緊接著，其他“四大”也相繼以合作合資的方式進入中國。
一時間，烽煙四起，本土會計師行怨聲載道。該制度不久便無疾而終，事實上，這也并不難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的工作底稿都使用英文，這對行政部門的監督檢查常常構成困擾。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英文的工作底稿甚至被認為已經成了這些會計師事務所逃避監管的技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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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繼續將名單開列下去的話，畢馬威涉嫌在國內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案中負有連帶責任的所謂“錦州港”事件、普華永道因對黃山旅游和京東方兩家上市公司的審計紕漏而被財政部責令整改之事……都足以成為這些會計師行無法抹掉的灰色記錄。
事實上，德勤真正的興奮點在于國有資產并購和重組帶來的巨大商機。2003年11月19日，在由德勤和國資委聯合舉辦的“北京并購重組國際高峰
論壇”上，德勤全球首席執行官白禮德宣布，德勤計劃在未來5年至少投資1.5億美元，用于全面拓展中國業務。這是德勤百余年歷史中對單一國家所注入的最大數額的投資。
會計師可以有商人思維嗎？2006年 4月11日，來自全國12個省市22個律師事務所的30名律師，宣布共同組成“科龍、德勤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案全國律師維權團”（以下簡稱“維權團”），矛頭直指這家全球排名前四的會計師行。維權團正在用行動表達對德勤這種商人思維的憤怒。
德勤卻選擇知難而上，連續為科龍出具了3年的審計報告，直到去年4月證監會進駐調查科龍電器，它才開始意識到風險所在。2005年5月11日，德勤決定退出。但晚了，它已經很難從監管層的調查和維權團的指責之中全身而退了。
回顧2001年前后，上市公司做假橫行，曾一度是籠罩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濃厚的一層陰影。“銀廣廈”事件令本土會計師事務所顏面盡失，“四大”的經驗幾乎成了監管層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中介機構不獨立、會計準則缺失和國際語言不接軌，是當時中國資本市場上最大的頑癥。”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學院一名教授表示。
事實上，在“五大”進入中國時，相關法律是禁止成立外商獨資的會計師事務所，他們都選擇和國內的空殼事務所合資——以至于所謂的普華永道中天、畢馬威華振、德勤華永名義上雖是合資，實質上卻是外商獨資。至此，“五大”基本上完成了在中國的布局。 2001年銀廣夏事件爆發。當時的會計丑聞案件，一舉摧毀了風頭正勁的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令境內注冊會計師行業整體喪失了公信力，反過來令那些有“外資背景”的會計師行身價陡增。
實際上，證監會已經對德勤涉嫌違規的事實作過調查，并列出了它的“五宗大罪”，這些罪狀顯示，德勤違反了包括《證券法》在內的眾多法律法規，甚至有可能觸犯了《刑法》。
天使之命
成績單是高下立見的：以2004年的業務收入為例，排名第一的普華永道為人民幣12.5億元，四大中排名最后的安永也有6.3億人民幣的收入，與之相比，國內規模最大的上海立信長江會計師事務所，當年的總收入僅為1.5億人民幣，與四大相比相差一個量級。
與此同時，與國資委保持著良好關系的德勤，在2006年初的華源集團財務危機的處理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被國資委指定為重組華源的會計師事務所。
2002年，五大之首的安達信倒下了。緊接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注冊管理會計師協會（ICMA）接連向其余“四大”亮起了黃牌，德勤也不例外。在中國，“科龍門”也并不是德勤唯一一次陷入尷尬的嘗試。
“卸妝”之后
不能否認的是，監管層將包括德勤在內的“四大”抬到了一個很高的位置，有著歷史上難以回避的苦衷。
民間的氣氛仍在高漲。維權團行動宣言發布僅僅7天之后，參與討伐德勤的維權團成員就增加到50人，所涵蓋的省份及直轄市達到15個。來自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畢馬威”）的一名人士感嘆到，從來沒有一場官司能牽動這么多人的神經， “都怪科龍和顧雛軍的名氣太大了”。
不過，根據現行法規，維權團尚缺少一張來自證監會對德勤的行政罰單，或是法院宣布顧雛軍有罪的判決書。而據媒體猜測，前者可能最晚也要到5月底6月初才會下達。
順風順水時
作為第三大國際會計師行，德勤從1993年開始就作為項目顧問一直為中國財政部制定中國會計準則出謀劃策，這些來自德勤的人中，不乏來自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的成員，他們擁有著豐富的業界經驗和良好的口碑。
也有人說，德勤正在為它“敢于接‘四大’其他成員不敢接的客戶”這一激進的路線吞下苦果。回溯到2002年7月，德勤剛剛受聘為科龍電器的常年審計機構，接手的是前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安達信”）留下的“燙手山芋”。此前由于已經有很多關于科龍和格林柯爾的爭議以及傳聞，合并了大陸和香港安達信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普華永道”），謹慎地選擇了退出科龍的審計業務。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財政部開始積極與四大接觸，這也成為后來“補償審計”制度出臺的背景之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德勤在中國的多舛命運不外乎如此。聞名遐邇的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按照規模大小排序，分別是普華永道、畢馬威、德勤和安永（安達信倒閉之前，位例“五大”第一位）。根據加入WTO時所簽署的協議，(文章由善達
上海公關公司整理編輯)，中國需要在2005年12月31日前全面開放會計師服務市場，但事實上對于這些巨頭的開放早在上世紀就已經完成了。
據了解，目前在中國境內運作的“四大”，多是注冊在香港的“四大”，其合伙人往往不是中國注冊會計師，簽字風險根本輪不到他們頭上。一名曾在“四大”工作過的日本投資銀行訪問學者對記者說：“很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審計師迫于合伙人的壓力，被迫簽署審計報告，但事發后卻往往成為相應合伙人的替罪羊。”
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此前一個星期，第一名科龍小股東狀告德勤，未被法院受理。按照維權團臨時召集人、上海新望聞達律師事務所宋一欣的想法，成立強大律師團是要“發揮集體的力量”“助中小股民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