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關公司：評論：和諧社會與工會理論創新
2013-04-09 13:00:14
現實生活中，每當說到勞動者的種種弱勢情況時，學術界的人士比較喜歡提出的一個質疑是，中國的工會哪里去了，為什么中國的工會組織不發揮作用？似乎指出工會的問題，學術界的責任就算盡到了。實際上，稍稍反思一番就知道，我國工會作用不盡人意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在學術界。翻翻我們某些學科的教科書，與工會組織相關的內容，不是在“妖魔化”工會，就是在片面宣傳工會，明顯脫離實際，給人誤導。為證明此言不虛，特舉例說明如下：
首先看近二十年來的顯學——經濟學。眾所周知，在我國的經濟學教育中，西方經濟學是顯學中的顯學。中國這二十多年培養的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學子，沒有接觸過一點西方經濟學的人是不多的。但是，看看我們的西方經濟學教材，無論是80年代初期的，還是二十一世紀初的最新教材，無論是一般性的教材如《西方經濟學概論》，還是專門的經濟學教材如《勞動經濟學》，每當說到工會時，使人耳熟能詳的是：工會的存在，抬高了勞動力的價格，造成通貨膨脹，阻礙企業經濟的正常發展。不言而喻的含義是：工會是市場經濟的對立面。
說工會抬高勞動力價格，阻礙企業經濟的正常發展，如果是指二十世紀中后期某些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也許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確，綜觀20世紀的歷史，(文章來自活動策劃公司、上海公關公司)，在不少西方國家，工會力量是太強大了。例如，據統計測算，在20世紀，西方國家勞工所得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增加，20世紀上半期勞工所得大體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50%—60%，下半期則逐步上升至70%—80%。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工會的努力。
工人收入占到國民收入的70%—80%，企業收入只剩下20-30%，勞動者所得的比重可能是顯得高了一些，對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力可能會有不利影響，因此，這些國外經濟學教科書對此進行討論和批評，是十分正常的。
那么，這種對于工會的批評觀點是否符合中國工會的實際？看看我們的勞動者收入就知道了。
關于中國目前的勞動者收入，近期有這樣一個可以類比的數字。據媒體報道，今年1月初，江蘇省副省長吳瑞林在全省勞動保障會議上，公開批評一些企業長期“只漲利潤不漲工資”的現象，指出部分企業工人工資成本僅占企業總成本的4%，甚至低于企業用于公關的費用。由于在我國目前，職工的工資收入就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在這些企業，勞動者實際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比這4%高不了多少。
4%多一點對比70%—80%，差距何其巨大。面對這樣的數字，難道我們也能說，我國的工會抬高了工人的工資，阻礙了企業經濟的發展？面對這樣與國外嚴重倒掛的現實，我們的大學教科書，還能照抄照搬國外的理論，抨擊工會的負面作用？在我們的大學課堂，長期講述這種脫離中國實際、漠視工會積極價值的理論，對市場經濟急需的工會觀念的普及，對于社會主義公正體系的建設，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近些年來，我國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是要大力發揮工會的作用，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例如，92年確立市場經濟模式之后，很快就頒布勞動法，修訂工會法等等。但是，勿庸諱言，在我們的許多地方，以投資環境、經濟競爭力為借口，有意無意地抑制工會組織作用，是一個普遍的、不爭的事實。捫心自問，在這些冠冕堂皇借口之后，我們學界人云亦云，從西方國家舶來的工會抬高了工人工資、不利于企業經濟發展的片面化理論，應不應當承擔一點責任呢？
再看看經濟學以外的其他學科。以我們的歷史學（特別是我們的黨史學科）為例。歷史學是我們大中學校教育體系中的基礎課程，對青少年世界觀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在我國近現代歷史上，工會是黨領導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組織，對于推翻舊政權的殘暴、腐朽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在近現代歷史上，我們也能發現不少工會組織代表企業員工，與企業協商談判，增加工人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成功事例，例如，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某些企業工會組織。
但是，在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歷史學課程中，我們是怎樣向學生傳授的呢？我們讓青年一代了解到“工會的基本職能是通過集體協商和談判，維護勞動者利益”的市場經濟基本常識嗎？恐怕沒有。我們關于工會部分的內容大多是，工會組織是黨領導下的政治組織，是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工具。毫無疑問，這樣介紹工會組織，在革命戰爭等特殊年代，顯然是符合實際和非常正確的，但是，現在我們黨已經是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執政黨，法律也規定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是參與勞資關系協商談判的重要一方，在這樣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的歷史學教科書，難道不應該對工會的作用作更加客觀、全面一些的介紹，以避免片面性對莘莘學子的誤導嗎？
如果通過我們的大中小學的歷史學教材，看到的永遠都是工會組織進行政治性罷工，與資產階級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甚至還要奪取國家權力，可想而知，工會組織在我們新一代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心目中又會是怎樣的形象！這樣的工會形象，政府、社會怎能歡迎，法律怎能允許，我們的勞動者自己恐怕也不愿接近這樣的組織。由此可見，把特殊年代、特殊使命下工會工作形態，片面化解讀為正?；墓ぷ?，將會產生怎樣的負面影響。
很顯然，上述問題的存在決不僅僅是經濟學、歷史學，其他的學科領域，例如政治學、法學等，也或多或少存在。指出上述問題，也并不是指責我們的學界、學者思想或者行為有問題，其根本目的是想通過這些現象的描述，提醒我們自己：我國的工會理論嚴重滯后了！它不僅滯后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形勢，更滯后于我國人民對工會這一市場經濟核心機制的迫切需要。十多年立法推行由工會代表工人與企業進行工資集體談判，卻陷入形式主義困境；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在一些企業，工人工資只占企業成本的4%，卻沒有聽到工會的聲音；甚至還出現國務院總理為普通的工人討要工資，等等，這一切都與我們工會理論的滯后密切相關。
面對上述嚴峻的事實，作為學界的一員，我們今天要做的，不是指責企業的貪婪，指責工會組織的無用，指責某些地方政府的短視和糊涂，而是要認真、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理論成果，牢記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準則，及時修正、創新我們的理論工作，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更為科學、客觀的工會理論。
十六大報告曾經指出，“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先導”。有了創新的、符合中國實際的工會理論，我國的工會組織才能更好發揮作用，勞動者弱勢的困局才能順利解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才能更加和諧與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