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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傳統金融機構對“互聯網金融”的警惕意識與反制越來越強，年初打響的“余額寶”公關反擊戰，已逐漸演變為牽動整個金融領域的行業公關戰，無論是“產業輿論策動”還是“消費輿論引導”，往往都是牽一發而動全局。

　　一、行業公關中的資源博弈：跨界聯姻VS抱團取暖

　　在互聯網時代，往往是“爭議有多大，關注就有多大”?？此品彪s詭譎的金融領域，反而因為這場公關化的“互聯網金融”論戰，提升了公眾對網絡支付、網絡貸款、網絡理財、網絡證券以及網絡金融創新的認知與關注。

　　這也揭示出公關的價值，絕對不僅僅是傳播，而是在于影響和溝通。當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貨幣基金，成為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鯰魚，無論是哪一陣營的公關策略，都只有從大局上順勢而為，最大限度爭取民意票倉。

　　這一過程中，在牌照、渠道、大客戶資源等方面具有深耕優勢的傳統金融大佬，與具備低成本、大數據、強客戶體驗的互聯網金融新貴，在行業公關的浪潮中各自找到了新機遇，從而成就了不同力量之間的合縱連橫。

　　例如認購額首日即輕松突破30億元人民幣的百度百發，背后就是百度與嘉實基金的“跨界聯姻”。而在“錢大掌柜”上推出的余額理財工具“掌柜錢包”，其背后則是兩大傳統機構興業銀行與興業全球基金的“抱團取暖”之作。

　　正如馬蔚華說：“互聯網金融與傳統商業銀行目前存在四大沖突：職能端沖突、支付沖突、負債沖突、服務端沖突。盡管現在互聯網金融發展勢頭迅猛，但是畢竟互聯網金融不能吸收公眾存款，資金來源有限，所以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銀行的合作將是必然的。所有的互聯網企業都需要在銀行開戶，也要借助銀行的信用卡來完成線下的支付。它們兩者是不可分離的，需要共同合作。”

　　二、行業公關中的第二次觀點交鋒：改革說VS遏制說

　　在今年的兩會期間，方興未艾的互聯網金融成為焦點議題。無論是在傳統金融領域，還是互聯網金融領域，漸次形成了客觀存在的兩大陣營。

　　馬云表示：“改革的最大阻力不僅僅是改革本身的難度和復雜度，更是來自既得利益群體。他們及其代言人為了化解并轉移自己的危機，總是站在昨天“專家”的角度恐嚇和誤導大眾對創新改革的理解。“此前，央視首席評論員鈕文新發表文章稱“余額寶是金融寄生蟲，應取締”。

　　李彥宏除了表示“互聯網是非常適合做金融的，因為金融沒有物流、配送這些問題”，也隱約透出出對牌照問題的無奈和希望“百度目前還沒有這個能力去申請民營銀行牌照，但是聯合其他公司有可能實現，現在還在嘗試……希望能夠在互聯網金融的相關證照上加快審批。"

　　全國政協委員、原東方資產公司總裁梅保興表示：“銀行應該回歸社會平均利潤，主要是對照實體經濟，銀行業不能靠吃利率差享受過高的利潤。”

　　而傳統金融陣營在“兩會”期間的行業公關口徑也尤為引人關注——多數大佬在肯定互聯網金融價值的同時，或多或少透露出遏制的意味。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表示，互聯網技術可提升金融業服務效率，但互聯網公司從事存款、貸款等金融業務，還應“按金融界的規矩辦”。

　　全國人大代表、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近日也表示，互聯網金融是件新事、好事，但金融本身是高風險行業，“凡事過了頭就是出事的開始，創新過度就是風險的前兆。”

　　三、行業公關中的第三次觀點交鋒：穩健說VS破冰說

　　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火藥味四溢的互聯網金融再次成為焦點議題。雙方陣營爭鳴到激動時，有時儼然一副“一騎討”的架勢。

　　代表傳統金融利益的陣營，從單純的“監管”說過渡為“穩健”說，不僅直指互聯網金融存在的泡沫化傾向，甚至從金融安全的角度，向政府、行業及社會進行公關。例如，從業大佬、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直接向推出余額寶、虛擬信用卡的老板馬云叫陣——“馬云，你不要都革命了，你也沒那本事。”而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更是直接給互聯網金融的既得利益者扣上了“鉆了監管規則的空子”灰色帽子。

　　在另一陣營，在對外公關時則祭出“破冰”大旗。如春華資本的胡祖六認為“互聯網金融把投資的供需雙方放到一個平臺，對于在傳統金融機構一直不被重視的中小投資者和中小企業來講是一個重大利好。”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也表示:“普惠金融(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有效、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發展很大的瓶頸就是成本問題,未來有希望破解,因為互聯網產生了無限的生命力。”

　　在任何行業，“產業輿論”與“消費輿論”都不是鐵板一塊。雙方從行業公關的角度，將互聯網金融這一復雜的議題進行拆解、深化，或曉之以情，或動之以理，力圖以此增大自陣營的說服力。

　　四、行業公關中的民意波動：患得患失VS 靜水深流

　　京華時報與騰訊網開展的“3·15互聯網金融”體驗調查顯示，有8168人參加過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投資，占比達到51.8%，而且對于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有74%的人認為滿意度評分可以達到90分以上，有94.2%的人認為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消費體驗好于傳統金融產品。

　　而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3月開展的“網絡存款理財居民看法”民調。調查顯示，73%受訪者稱“不會”參與網絡公司的存款理財活動，主要原因是“怕錢被盜、被騙”及“怕泄露個人信息”。而“會”參與的受訪者則認為，存款利息高、方便網上購物是此類產品的最吸引之處。

　　隨著虛擬信用卡、二維碼支付接連被叫停，以及一系列剎車措施的出臺，面對看似節節勝利的“遏制”與“穩健”之勢，公眾又持有什么觀點呢?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于今年四月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青島、武漢的調研顯示，超過七成的網民反對下調快捷支付限額。其中男士的反對率高達77.0%。相對80后(68.5%)、90后(67.4%)的態度，作為70后的35-44歲網民反對率為74.5%。

　　正如新浪財經專欄作者、北京零點市場調查與分析公司金融事業部經理湯平平所說：“互聯網金融產品以親民的形象出現，天然的得到網民的好感;而賣萌、示弱的宣傳更容易博得網民的同情。監管機構與傳統大型金融機構的行為，不論其原因為何、不論其對網民是利是弊，其高姿態本身引起網民的意識抗拒遠大于這些行為對網民影響的探討。”

　　五、行業公關中的政府背書：發展論VS風險論

　　結合中國的國情，互聯網金融引爆的這場行業公關，其走勢與國家政策的傾向性息息相關。不同系統的政府金融機構，也在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表示，“發展互聯網金融，有利于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提升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證監會總體持支持態度”。中國證監會機構部巡視員歐陽昌瓊也直接表態“一是促進發展，而不是阻礙發展，也不是限制發展。二是健康發展，而不是盲從地、無序地發展，當然核心還是發展。”

　　而與傳統金融機構(尤其是國有銀行)有著重要關聯的銀監會，則表示了與證監會系統不同的立場。中國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日前表示，“需適度監管互聯網金融，銀監會今后將給定一些基本的最低的條件、門檻。”此外，隨著中國銀監會舉行新聞發布會的召開，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劉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羅國良、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韓耀元、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副局長韓浩等公檢法政領導齊聚一堂，預示著從政策、規則上形成對互聯網金融的調控已成必然態勢。

　　對任何一個公關人來說，對這場未成定局的互聯網金融公關戰，與其八卦的探究其背后“人為性”與“客觀性”的比重，不如將更多精力放在其“產業輿論策動”與“消費輿論引導”的分析上，這未嘗不在預示著今后中國公關的新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