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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早，央視報道《新快報》記者陳永洲供認收受了“黑錢”，刻意在報道中打壓中聯重科。我相信，那時那刻，涉事的各方內心都是五味雜陳。一位媒體朋友在微信上說，“中國的很多事情，到最后都是雙輸。”我想在他這句話下面留點評論，但寫了刪，刪了寫，實在不知道說點什么好。最后只好點了個“贊”。

　　用“五味雜陳”來形容企業公關圈和媒體圈對這個事件的感受，似乎是比較恰當的。因為這個事件似乎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似乎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問題，你站在哪邊說都是片面的。這的確就是這個特殊的生態環境的現實。我不想去過多探究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的問題，但《新快報》事件發生后，我看到聽到的多是媒體的口誅筆伐和公眾對《新快報》一邊倒的支持，而甚少聽到來自企業圈的聲音。

　　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沒有哪個企業敢和媒體做對，除非被擠兌到農夫山泉和中聯重工的窘境。我相信，農夫山泉和中聯重科的管理層、公關部不會是一幫庸才(否則企業不會做到如此規模)，但它們最終選擇走向公開與媒體的對抗，只能說是已無其他路徑可循。

　　在企業與媒體的關系中，媒體毫無疑問是具有先天的優勢地位的，畢竟媒體擁有稀缺的話語權、解釋權，從而可以引導公眾對企業和事件的判斷。所以一般情況下，在企業的公關危機中，媒體會發揮主導作用。這就使企業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如果這個媒體就跟你干上了，你怎么辦？！有沒有翻身的機會？

　　一些經營思路比較扭曲的媒體、或人品比較奇葩的記者，打壓企業的行為方式很像早些年衙門里專門打人板子的衙役，會琢磨出很多折磨企業的門道，對企業的負面報道也會有各種不同的目地。

　　最常見的就是為了廣告，特別是近一兩年，媒體生存環境壓力越來越大，一些媒體的采編人員甚至都背上了經營的壓力；其次是被企業的競爭對手買通和慫恿，陳永洲貌似就是屬于這種情況；還有就是為了配合某個公關事件，媒體被事件的幕后推手買通和操作，為虎作倀；再有就是記者完全為了謀取私利，用公權力敲詐企業；當然，還有出于個人恩怨的、或為了揚名立萬的——再強調一下，這里面不包括那些書寫正義、秉筆直書的真正的記者和媒體。

　　我們在處理企業危機的時候遇到過一些無良媒體形形色色的各種玩法。我們曾經遇到過在參與項目招標中，某記者對業主方施加壓力，稱業主方的技術標準有問題。而業主方不想卷入媒體報道，索性改變了招標決定。這位記者的計劃得逞，而也就在不久前，也是這位記者用同樣的方式改變了類似項目的招標結果。

　　我們也遇到過某個無良媒體，，連我們企業是做什么的都沒有搞清楚，從網上找了些毫不相關的投訴信息，生生地扣在我們腦袋上。還有一些無良“專家”和這些媒體勾搭在一起，只要是某個行業內的企業負面報道，就一定能看到這兩三位“專家”的評論，屢試不爽，而其實這幾位“專家”在這個行業內的口碑臭不可聞。但不論這些媒體敲打企業的手法如何，不論事實如何，對企業來說，其實都是一個“死局”。

　　其一，企業沒有證據表明媒體是惡意報道，即便事實的確有出入，但媒體可以說是在行使言論監督，退一萬步說，媒體大不了發個更正或道歉；

　　其二，即便媒體道歉，但企業寧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過多糾纏，也不愿意此事再一次出現在媒體報道中；

　　其三，企業不愿意和媒體在公開場合打口水仗，一來企業不愿意“屈尊”與這些無良媒體為伍，二來話語權始終在媒體那一邊，這是場注定打不贏的戰爭；

　　其四，企業不想給其他媒體留下不佳印象，和一個媒體斗法，會讓其他媒體同仇敵愾；

　　其五，還有些媒體就是為了“打造影響力”，逮誰咬誰，就盼著企業和他們爭個短長，借此增強媒體的知名度，比如(嘿嘿，我就不說)。遇到這樣的媒體，企業更不想去把事情搞大，以負面新聞去成全這類媒體。

　　所以，最后的局面就是如此可笑和可悲。所以，當很多人在《新快報》事件一開始同情支持陳永洲的時候，我知道，中聯重科實在是走投無路，被迫走上一條雙輸的路。這條企業與媒體對決的路，幾乎每一個企業都遇到過，只是從來沒有走到這么遠而已。

　　*本文已經寫完了，但為了避免被過度解讀，一定要聲明一下：在我做企業傳播工作的這些年里，“無良”的媒體的確是極少數。而更多的是那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真正的記者朋友們，他們才是中國媒體界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