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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受關(guān)注的北京治堵方案終于出臺。這個方案的出臺真是一波三折，此前傳言中爭議頗大的“限購令”(外地人限購、先有車位再買車、每年限發(fā)10萬牌照)并未出現(xiàn)，“擁堵費”也是擇機出臺，“重點路段高峰期實行單雙號限行”則出現(xiàn)在方案中，并提及“合理調(diào)控個人年度小客車增長速度”。輿論評價這個方案很平穩(wěn)。(《京華時報》12月13日)

　　11月23日，新華社旗下的《財經(jīng)國家周刊》報道稱“北京醞釀治堵新政，更強硬方案即將出臺”，被輿論視為“治堵方案初版”。其中的限購方案引發(fā)極大的爭議，也引發(fā)車市的強烈反應。日前，參與本市治堵方案制訂的市委工作人員表示，《財經(jīng)國家周刊》披露的措施，只是本市治堵方案的第一版本，是專家建議的初級版本，出于各方面的綜合考慮，很多措施最終并未確定執(zhí)行。

　　原來如此，那只是一個“專家建議的初級版本”，害得輿論和公眾就那些偽問題白討論一場。政府制定政策，專家的建議先行，這遠遠不是北京在堵車方案上的個案，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政府試探民意的公關(guān)策略：用專家建議為政府政策放風，拿專家的話試探民意。從房價調(diào)控到價格干預，再到試探民眾對通脹的承受力，輿論空間中充斥著政府部門用來試探民意的消息。

　　政府部門從這種“專家建議試探民意”中嘗到了不少甜頭。

　　首先，“放風的專家建議”能成為政府政策很好的鋪墊，在提高了公眾心理預期后，使政府政策更容易被接受。因為專家的建議往往比政府最終出臺的規(guī)定嚴厲得多，輿論對專家建議進行一番口誅筆伐后，心理上實際已經(jīng)無奈地“將建議當成了現(xiàn)實”。當政府出臺的政策比專家的建議溫和得多，阻力就會大為減少，民眾就更容易接受。

　　北京治堵方案就是如此。專家的建議版是非常嚴厲和偏激的，又是限制外地人購車，又是限發(fā)牌照，還規(guī)定“先有車位再買車”，還有大幅提高停車費、單雙號限行等等，這差不多是除“讓汽車企業(yè)停止生產(chǎn)”外最嚴厲、最極端、最徹底的治堵方案了，自然引起輿論的強烈反彈。有了這個無比嚴厲的“專家建議初級版本”作了鋪墊，公眾對政府治堵方案的嚴厲性已經(jīng)有了心理預期，可最終出臺的方案遠遠沒有那么嚴厲。方案低于公眾預期，在大松一口氣的同時，公眾更容易支持此方案，重點路段高峰期實行單雙號限行、擇機出臺擁堵費等“溫和”舉措，也不太會引起輿論的強烈反對了。

　　政府在發(fā)布通脹數(shù)字上似乎用的也是這種策略。通脹很明顯，在通脹發(fā)布前的一段時間，政府智囊團的專家們開始活躍地發(fā)布對通脹數(shù)據(jù)的各種觀點，比如經(jīng)濟學家成思危就表示“CPI增至5%%并不可怕”，厲以寧、吳曉靈等人也在不同場合吹風說，基于中國的GDP增速，中國應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提高通脹的警戒線，他們的建議都在4.5%%以上。最終，政府公布的10月份CPI為創(chuàng)25個月新高的4.4%%。因為已經(jīng)有專家吹風所說的4.5%%和5%%做了鋪墊，這個數(shù)據(jù)并沒有引發(fā)輿論多大的批評。據(jù)說，不少專家發(fā)言前，都會先探聽政府口風，問政府想數(shù)字是多少，知道數(shù)字后，專家一般都會加一點兒，以襯托政府的高明。最終方案比專家說得低，人們就覺得政府很可愛了，方案很容易接受了。

　　除鋪墊外，“專家建議放風”還有其他許多好處。比如，讓政府部門可進可退，如果民意的反對聲過大，政府就會考慮放棄某個政策，站出來稱“那僅僅代表專家個人意見”或干脆說那是媒體造謠(大不了專家獻一回身厚一回臉皮，撒個謊說自己根本沒說那話，是媒體斷章取義)。如果民眾不是太反對，政府部門就會順水推舟出臺某個政策，擺出“虛心聽取專家意見”的姿態(tài)。

　　讓專家建議出來放風，這種公關(guān)策略對政府很有利——在專家建議的鋪墊下，政府可進可退可攻可守，可對公共利益不是什么好事。一來導致了輿論的混亂，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降低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人們不知道哪個消息是真哪個消息是假，不知道是政府真的意圖，還僅僅是放出的試探氣球。二來營造了一種“讓步”的幻覺，以嚴厲的政策試探，然后出臺相對溫和的政策，看上去似乎是政府讓步了，其實不過是朝三暮四的智力游戲。

　　當然了，還有一大問題，就是不斷降低專家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當專家失去了獨立判斷，而成為政府用來試探民意的一個棋子，(文章來自活動策劃公司、上海公關(guān)公司)，用來作為提高公眾預期的鋪墊時，專家還有什么可以被尊重的?(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