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褚時健：我已經甘心了 我筋疲力盡了 “心累。” 這是褚時健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他頭發花白、蓬亂，倚坐在老式皮沙發里，我能清楚看見他灰毛衣上成片的毛球和藏藍色褲腳上的泥。 他語速緩慢，有老年人的含混并夾帶方言，需要人仔細辨別他說的每一個字。這令我想到馬龍?白蘭度扮演的“教父”。有人聲嘶力竭也沒人要聽，有人低沉含混卻聽眾云集。 現在，媒體、幫助對接此次采訪的萬科公關和褚時健的干女兒、紅塔集團派來記錄褚時健生平的攝像師、幾名照顧他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員，或站或坐，全聽他說。 這是褚時健的成功，也是他的負累。 從“紅塔山”到“褚橙”，作為罕見的、身陷囹圄之后還能以古稀之年東山再起的企業家，通過電商和媒體的演繹，他變成了一個勵志符號，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成了最佳的心靈雞湯。本不愿面對媒體的褚時健不得不拋頭露面，為“褚橙”代言。他給人們的正能量，也是“褚橙”前進的力量。 他是企業家心中的企業家，王石、柳傳志都對他倍加推崇。“80多歲了，心還是不甘。” 他對王石說的這句話，通過王石女朋友田樸珺小姐的文章在互聯網上廣為傳播。 “還有什么不甘心?”他耳背，我又大聲重復了一遍。 “我已經甘心了，我筋疲力盡了。”87歲的老人說。 一 密集的炮火聲中，年輕的褚時健精疲力竭，上級要求撤退的命令一次比一次急迫。但他仍在戰場上徘徊，一具一具翻開那些尸體，有自己人，也有國民黨的人。 這個不是。 這個也不是。 都不是二哥。 他執拗地尋找，最終，褚時健背著二哥的尸體回來了。 1949年加入云南武裝邊縱游擊隊，上過戰場，見過生死的褚時健勇毅、果敢。因為這些優秀品質，他被迅速提升，入黨、提干，歷任區長、區委書記、玉溪地委宣傳部干部管理科科長和行署人事科長。 但這個從大山里走出來、當過游擊隊員的男人并不適應政府官員的生活。他的直接和執拗，讓他得罪了一些人。接下來狂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中，他很快被打為右派，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縣紅光農場。 褚時健的商業天分卻在這段艱難歲月顯露出來。1970年開始，他主持工作的華寧糖廠成為當時云南少數盈利的糖廠之一。造反派整日互毆，卻都舍不得把他這個干事的往死里整。 彼時右派相聚，多滿腹牢騷。 一個縣委書記總和褚時健講，“怎么就把我劃成右派”。 “莫管那些事啦。不公平大家都無奈，關鍵是把事情做好。”褚時健寬慰對方。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記得當年的情景，“他們發牢騷沒有用，起碼我當時做企業，把小企業那一套都弄懂了。” 褚時健很快等到了他的機會。1979年，他被調進瀕臨倒閉的玉溪卷煙廠擔任廠長。 他馬上開始大刀闊斧地對這個半作坊式小廠進行改造。一方面，大舉借債購入國外生產設備，煙廠負債率最高時達到500%;另一方面，引進品種改善種植，從源頭幫煙農種出好煙葉。更關鍵是他分利于人，竭力改善員工待遇。這在那個吃大鍋飯的年代尤為難得，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積極性。據煙廠老員工回憶，起初當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煙廠工作，褚時健來了一兩年，大家就爭著要進煙廠。 好運接踵而至。1988年，云南連發兩次強震，中央財政無力支援，決定放開云南的煙草管制。與此同時，國家還放開了名煙的價格管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褚時健同時擔任玉溪卷煙廠廠長、玉溪煙草公司經理和玉溪地區煙草專賣局局長，絕對權力，所向披靡。 紅塔山迅速崛起。那時的有錢人，穿個“的確良”襯衫，胸前口袋透出里面裝的“紅塔山”，倍兒有面子。 1990年，玉溪卷煙廠躋身中國工業利稅大戶第三名，此后一直高居榜首，撐起云南財政半壁江山。褚時健也走上了人生巔峰，“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企業家”、“中國十位改革風云人物”等榮譽接踵而至。 偏安一隅的小煙廠成為政商名流趨之若鶩的名利場。但很快，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蟬的調查所。1995年，褚時健被匿名檢舉貪污受賄。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他即將卸任，面對個人創造的巨大財富和所得薪資的落差，他鋌而走險，“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該拿的錢”。比較陰謀論的說法則是，他得罪人了。這樣的說法幾乎存在于所有類似的企業家入獄故事里。 1999年1月，褚時健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此時，他的女兒已于河南獄中自殺，夫人也身陷囹圄。 大時代的浪潮把他打翻過，又把他送上巔峰。現在，他第二次被拋棄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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